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高等职业院校在培养大国工匠、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实体经济、促进就业创业、优化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把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明确要求“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1]。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首次提出“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2]。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建设特色鲜明高职院校。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3]，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连接点，对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夯实中国实体经济根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概念辨析
（一）基本内涵
2019年以来，学界关于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的讨论逐步增多。黄小灵认为，职业院校的关键办学能力，主要体现在其实现教育教学目标、满足社会需求以及推动教育创新等方面的核心能力和关键要素上[4]。李雄威认为，要理解“关键办学能力”概念需要从高职院校的办学方向是否贴合实体经济发展诉求和培养目标能否顺应时代“新”变化两个维度来厘清[5]。王亚南认为，关键办学能力是指在某一特定发展时期对学校办学使命达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某一项或多项办学能力要素。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是一个要素多元、内容丰富、体系结构庞杂的复杂体系。从纵向结构看，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包括办学核心理念、办学治理水平、办学资源投入以及办学运行机制四个核心要素；从横向功能视角看，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则可以分为人才培养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两个核心要素[6]。王振洪认为，关键办学能力是实现职业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职业学校亟须以深化专业集群、产教融合、人才发展、现代质量“四个治理”为抓手，实现关键办学能力的系统提升[7]。孙琳等人认为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是指职业学校获取资源实现系统目标，达到政府、职业院校、学生、社会等多主体利益协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能力[8]。这些理论研究和探索为进一步厘清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内涵及其特征奠定了基础。
从语义角度来看，“关键”一般引申为对事物起决定作用和影响的内部因素。“办学能力”是指办学主体作为教育组织机构在办学兴校方面的综合能力。因此，从字面来理解，“关键办学能力”一般是指办学主体在办学过程中对学校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和能力。从本质上来看，作为知识生产性组织，如果说普通教育的根本使命是知识的积累、传承和创新，那么职业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技术技能的积累、传承和创新——其中既包括对具有本民族特色（非遗技艺）的传统技术技能的传承创新，也包括对现代技术技能的创新迭代。换言之，职业教育实际上是以技术技能传承创新为使命，以人才培养为核心载体，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科技服务、促进就业创业为表征的一种教育类型。以此为基准，职业院校的关键办学能力集中体现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科技研发与社会服务、国际化水平等关键要素及其核心能力上。由此，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独特类型，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是指其在实现其功能使命、满足社会需求、促进教育变革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关键要素及其核心能力[9]，主要包括治理能力、育人能力、科研能力、服务能力四个方面。
（二）主要特征
关键办学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能力集中反映了国家、社会对于学校的本质要求，是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能力和实力的集中体现。抓住关键办学能力，就是抓住了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关键与核心，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资源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突出建设重点，发挥出最大的建设成效。综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办学定位和发展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具有内隐外显的典型特征。
首先，从生成机制来看，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具有内隐内生性，是一个不断夯实凝聚的过程。一所高职院校关键办学能力强，会从本质上反映出其在治理水平、人才培养、科技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综合实力“两高三强”特征。所谓“两高”，一方面指院校治理水平要高。高等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尊重制度、尊重人才、尊重规律，实现依法治理、科学用人、有序运转。通俗地说就是忙而不乱、规范高效。另一方面指人才培养质量要高。其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能够精准适应和匹配社会及产业行业发展需要，能就（创）业、就好业，有一大批杰出校友。实现这一点，需要学校在“五金”建设方面提供强有力支撑，在专业、课程、师资、教材、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涉及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素改革方面卓有成效。所谓“三强”，一是科技服务实力要强，集中体现在管理制度规范完善，有一批各学科领域的领军科技人才，高水平科技平台、成果多，学术期刊阵地实力雄厚；二是文化凝聚力要强，通过长期的积累、挖掘、创新，形成了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学校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文化向心力和对外影响力；三是国际交流能力要强，在职业教育国际化大趋势下，具有主动对接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的自觉和担当，产教同行，教随产出，在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方面卓有建树。
其次，从社会成效来看，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具有外显外溢性，是一个大学品牌形成辐射外溢的过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名校，经过历史积淀、实践检验，形成自身品牌效应，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一所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如何，在社会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实际上也无法隐藏。其外显性特点会通过各种评价结果（如高考录取分数线、就业率、专业排行榜等）和各种社会性活动等自然显露。品牌是实力和能力的外在标志，具有显著的溢出和光环效应。高等职业院校夯实关键办学能力，对于打造院校品牌、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整体来看，关键办学能力与品牌形成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有助于院校品牌的树立，院校品牌反过来也集中体现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高等职业院校一旦形成品牌，则其社会影响力、辐射力也将随之显著上升。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的外在标志，就是院校品牌是否在社会形成标签化效应。学生、家长、企业、社会根据这些外在标志，用于判断高等职业院校的关键办学能力及其市场竞争力高低，从而影响高考学生志愿填报及学校的社会评价。
二、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构成要素
区别于“五金”建设聚焦金专业、金课程、金师资、金教材、金基地等教学关键要素，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是高等职业院校基本办学能力的抽象提炼和择要归纳，具有更强的办学指向性和综合性。如图1所示，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治理能力、育人能力、科研能力、服务能力。
（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首先体现为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包括领导干部素质、办学理念、制度体系设计、战略规划、资源整合与统筹等多个方面。由于我国绝大多数高等职业院校脱胎于“三改一补”政策中的“一补”，即选取部分办学条件好、办学质量高的重点中专举办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补充[10]。因此，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具有明显的中职痕迹和人治特点，缺乏现代大学基本的治理理念和基本能力。有学者指出，治理能力需涵盖办学方向坚守、目标达成和资源整合效能，如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深度实施等[11]。为此，必须大力提升高等职业院校治理能力系统化、现代化，通过“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实现办学方向与国家意志、区域产业需求的动态契合，同时兼顾学校个性化发展需求。
（二）育人能力的适配性
高等职业院校的核心使命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其能力内涵包括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课程体系与岗位标准的动态匹配、培养方式与行业企业深度契合、就业面向与地方需求紧密呼应等多个方面。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就是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之间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在满足个体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之间达成动态平衡。一是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匹配。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建设相应的专业布点，专业链对接产业链。二是人才数量上满足社会需求。学校培养的学生能够顺利毕业就业，能够充分满足当地用人需求，教育链服务产业链。三是人才培养质量满足行业企业岗位用人需求。行业企业对学校毕业生整体满意度较高。这些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中坚，助推产业、行业、企业创新发展，人才链对接创新链。例如，通过育人模式改革创新，确保人才产出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高度适配。然而，更高的要求是要在育人能力建设方面具有引领性和预见性，为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储备人才，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引领社会进步。
（三）科研能力的支撑性
高等职业院校是否需要加强科研能力建设？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高等职业院校重在教学，教师们时间精力有限，科研会挤占教学资源，影响正常教学，因此不需要强调科研。这是把教学与科研对立起来的思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高等职业院校科研基础弱、能力差、水平低，缺乏基本的科研意识和常识，做科研是“纸上谈兵”。这些错误的观点导致高等职业院校长期以来科研不受重视，整体上的科研能力和实力相对较薄弱。此外，科研环境对高职院校科研也不够友好，一些高端科研项目（平台）申报渠道未向高职院校开放，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这就导致高等职业院校的学术话语权相对较弱、学科地位较低。这种情况显然与高等职业院校自身的办学规模是不相称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三融”（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之后，科教融汇成为职业教育发展新方向、新动能[12]。自2019年国家开始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以来，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科研工作也随之成为高等职业院校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整体上重视程度有所改观。客观上来看，作为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高等职业院校本身就具有科研的固有功能。一所高职业院校的发展要行稳致远，科研能力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之一。因此，从关键办学能力建设的角度看，科研能力的强支撑性是一个重要前提。
（四）服务能力的辐射性
创办于1810年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其创立的教学与研究并重传统对后世大学影响深远。伴随现代大学发展日益成熟，大学的社会功能也日益凸显[13]。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校长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 R．Van Hise）甚至提出“服务应该是高校唯一的理想”[14]。他认为大学不仅要发展创新知识，更要使之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实际问题[15]。一所优秀的高等职业院校，不仅是一个生产性社会组织，也是一个服务性社会组织，因此其社会服务能力也是其关键办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学界对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一般理解[16]，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社会培训的广泛性；二是科技服务的关键性；三是办学能力的辐射性。从社会培训的角度，高等职业院校不仅培养全日制的本专科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还开展非学历、非全日制的社会培训。从科技服务的角度，高等职业院校能否为行业企业提供有力的科技服务支撑也是体现其关键办学能力的重要方面。从办学能力的角度，高等职业院校在国际化办学及核心办学能力方面是否具有强辐射性，能否为当地或其他区域同类院校提供示范和引领，发挥榜样和标杆作用，甚至将成熟的办学经验辐射至其他院校及国际领域，也是其关键办学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例如，“鲁班工坊”“丝路学院”等境外办学项目，既服务了“一带一路”倡议，又有效提升了职业教育和有关院校的国际影响力。
综上，高职院校关键办学能力不能仅仅局限于教学指标，更不能把办学能力与教学能力直接画等号，而是需要一个更综合的视角。在构成关键办学能力的四个要素中，治理能力是引领——根植于党的坚强领导、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系统规范的科学管理，要在提高领导班子的治理能力，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数智化方面下功夫，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校园文化环境。育人能力是核心——人才培养始终是职业院校的核心使命，以英才（教师）育人才（学生）。必须牢牢抓住“金师”建设这一关键环节，以此带动其他“四金”（金专业、金课程、金教材、金基地）建设良性发展，培养出大批服务产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科研能力是基础，科研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反思能力，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把握。高等职业院校如果没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就无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蓬勃动力。服务能力是标志，通过强大的服务能力，体现高等职业院校在服务国家、服务民生、服务就业、服务国际方面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效应，以彰显高等职业院校的独特价值。
三、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发展现状
截至2024年末，全国拥有独立设置高职高专院校1562所，职业本科学校51所，在校生1805.34万人，高职专科校均规模10275人，高职本科校均规模18362人[17]。截至2025年12月，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职业院校已达87所[18]。预计未来10年，全国或将出现数百所本科高等职业院校。整体上看，高等职业院校整体规模体量已占整个高等教育的46.39%。但从关键办学能力的角度审视，高等职业院校整体办学实力仍然相对薄弱，其关键办学能力还不能满足和适应现代社会产业转型升级、赋能新质生产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
（一）治理能力有提高但体系现代化不足
我国高等职业院校自身发展历史并不长，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也不过短短40余年历史。也正因为发展历史短、底子薄，因此，关于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能力问题的探讨也相对滞后。同时，高等职业院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作为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而存在。由于学制只有2—3年，比本科院校少1—2年，被戏称为“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19]。直到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才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此前的高等职业教育实际上是依附于普通高等教育而存在的一种“补充”教育，并没有自身特色。可见高等职业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并没有作为类型教育的办学自觉，而更像是一种应时之需、应急之用的临时补救措施。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一直是一个模糊概念，只能参照普通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勉为其难地在实践中边摸索边前进。
相较于具有百余年历史的普通大学而言，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能力虽然有了长足进步，但仍然显得粗放、稚嫩，距离现代高水平大学的治理要求还有不小差距。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治理理念上，依法治理、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尚未形成理念共识。二是在治理结构上，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还未形成管理自觉[20]。频繁更换领导、外行领导内行、行政权大于学术权、行政化倾向、人走政息的情况在某些高等职业院校还存在。三是在治理效能上，学校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基层管理人员等治理队伍还存在明显短板，整体素质还有待加强，导致学校治理效能较低，影响干事创业。四是在治理行为上，部分高等职业院校热衷于争取外部资源，陷入各种国家项目、国家级比赛、国奖、荣誉等标志性成果的争夺，导致无法专注学校内涵建设。
（二）育人能力有增强但产业匹配度不够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等职业院校的育人能力，始终是学生、家长、企业、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围绕育人核心，自21世纪初以来，高等职业院校开展了多轮次的办学能力评估，如人才培养水平合格评估、国家示范（骨干）校建设、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国家优质校建设、“双高”计划建设等。虽然这些建设和评估项目的具体目标不尽相同，但无不紧扣办学和育人展开，始终贯穿着一条“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红线。经过多轮建设、评估之后，就育人能力和实力而言，全国高职院校逐步形成了目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高等职业教育大格局。一部分头部高职院校以雄厚的办学实力和卓越的育人能力脱颖而出，有200余所；还有一少部分新成立或因各种原因发展不顺的学校，可能还处于适应、熟悉、规范的办学阶段；剩下中间一大批高职院校还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艰难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快速适应社会、时代、产业发展变化，创新育人模式，提高育人质量，办出特色和成效，夯实关键办学能力，以高效集约的方式促进高等职业院校大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整体上看，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在产教协同育人方面虽然有了巨大进步，但仍没有根本改观，职业教育的社会适应性仍然不足，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的结构性供需错配和矛盾依然存在。培养规模上去了，但专业布局、课程改革、培养方式、培养质量、就业创业等，并没有同步跟上。特别是在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背景下，一方面是大批传统职业和岗位正在迅速消失或转型[22]，另一方面是大量应届高校毕业生无法顺利就业，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岗位人才稀缺。“人找不到工作”“工作找不到人”的现象同时并存。数据显示，全国各地成立了一大批产教融合组织，国家层面成立了2家行业产教共同体，分两批成立了34家市域产教联合体，省级层面已登记注册的行业产教共同体超过1000家，市域产教联合体2025年预计有150家。国家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促进产教深度融合推动校企协作培育人才、提高质量。但值得关注的是，如何使这些产教融合组织真正发挥育人功能，从物理集合走向化学反应，产生倍增和集群效应，提高人才适配性，仍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值得持续跟踪关注。
（三）科研能力有进步但整体支撑度不强
从教育科研的角度来看，大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对职业教育科研在学校事业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认识不足，因此对职业教育科研也普遍重视不够。2024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指出“没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就没有或者不大可能有高质量的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科研对职业教育发展至关重要”[23]。职业教育科研存在“散、弱、虚”问题，缺乏有组织科研。《2024年中国职业教育科研发展报告》从9个方面对2024年全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但综合起来看，高职院校科研纵向跟自己比，进步巨大，横向跟其他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差距也巨大。作为高职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整体考察，全国高职院校的科研能力对关键办学能力的支撑度还远远不够。
中国知网文献统计显示，全国高职院校30年（1991—2020年）共刊发期刊（国内）论文227万余篇，其中核心期刊发文数仅为40余万篇，占比17.62%；公开出版专著39159本；申请国家专利244380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149644项、发明专利67471项、外观设计专利27265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21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201项，全国教科规划立项249项；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共计658项。在以“高职教育”为主题的研究领域，全国发表国内期刊论文共计371832篇，高被引论文仅有1814篇，年均仅为60.47篇，占比仅为0.49%。综合来看，近30年我国高职院校科研呈现出明显的“三多三少”特点：一是面广量大质低，低水平研究多，高水平研究少，研究含金量偏低；二是理论研究滞后，政策研究多，基础研究少，学科支撑性不够；三是原创研究不够，阐释性、应用性研究多，原创性、前瞻性研究少，实践引领性不强。从科研产出的绝对值和纵向比较来看，相较于过去，高等职业院校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
横向比较来看，差距也十分明显。作为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综合科研实力的重要切面，仅以近五年（2021—202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情况综合统计为例，全国共有850余所高校获得各类（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项目资助，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共立项1463项，每年立项超350项，共有240所高校获批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获批75项重大项目，位居全国第一。重点项目共立项2146项，一般项目16968项，青年项目8010项，共有854所高校获批。华东师范大学（290项）、中国人民大学（288项）、厦门大学（287项）位列立项数前三甲。对绝大多数高等职业院校来说，国家社科和国家自科基金项目都属于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这些项目在一些本科高校，特别是名校的立项数量较多。虽说由于高校类型差异，不能简单以科研项目的级别高低、数量多寡来衡量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的办学实力，但这些数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在科研实力方面的惊人差距和力量悬殊，可见高等职业院校科研能力的进步空间巨大，亟须强化。
（四）服务能力有提升但院校品牌度不高
社会服务是高等职业院校的一项重要职能。自改革开放算起，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社会服务功能日益显现和突出。第一个阶段是探索萌芽期（1978—1999年）。从1980年的13所职业大学到1999年的184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4]。在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在摸索中艰难前进。第二个阶段是外延扩张期（1999—2019年）。在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20年的高速发展，规模体量迅速扩大，牢牢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第三个阶段是内涵建设期（2019—2024年）。以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为标志，在类型教育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具有自主意识的高光时刻。第四个阶段是提质增效期（2025年至今）。我国高职教育也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如何提高关键办学能力，办出特色和质量，成为高等职业院校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历经40余年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基本完成了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规模从中职为主到高职为主、学历层次结构逐步完善的历史性结构变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形成[25]。这种历史性结构变化既深刻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时代变迁，同时也凸显了高等职业教育在助发展、促民生、稳就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伴随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发展，高等职业院校在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实体经济发挥更大作用方面的要求也日益迫切，其社会服务能力还需要不断加强。
四、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提升路径
面对教育强国建设的迫切需要和日益激烈的院校竞争，无论是专科层次，还是本科层次，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提升都成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党建赋能，坚持党的领导，推进学校治理现代化
坚定不移坚持党对高等职业院校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高等职业院校增强关键办学能力的根本保障和终极目标。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通过党建赋能，夯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断增强高等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办学治校能力和成效。一是树立现代大学理念。吸收国内外同类大学建设经验，以先进的理念指导办学实践，摆脱“人治”和“内耗”式治理模式，建设一支高素质且团结进取的治理团队。二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高等职业院校应当有一套特色的科学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的核心就是八个字：依法治校、规范高效。不断完善以“大学章程”为基础与核心的现代高校治理体系。三是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高校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世界名校通常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印记。高等职业院校一定要避免“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建设，用心挖掘、努力建设具有校本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
（二）强师筑基，聚焦育人核心，提高人才培养适应性
人才培养是高等职业院校的核心职能，也是其关键办学能力的核心要素。高等职业院校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育人能力的竞争，在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能不能培养出适应国家发展、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认可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衡量一所高等职业院校是否具有核心办学能力的关键。如何建设好这一能力，关键要抓好“五金”建设。“五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和重要环节都体现在其建设内容中。其中“金师资”是“五金”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五金”的“牛鼻子”，因为其他“四金”都必须通过教师这一关键要素来落实和体现。对于高等职业院校而言，“金师资”就是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至关重要[26]。一所高等职业院校育人能力是否强大，集中体现在是否有一支优秀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上，这是一所学校的立校之基、发展之本。只要有一支实力过硬、作风优良的教师队伍，其人才培养能力和实力就不容小觑。“大学乃有大师之谓”同样也适用高职院校，区别仅在于，高职院校的大师是能工巧匠，是技能大师、行家里手，而非院士博导。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育人能力方面的核心和关键，就是要打造这样一支具有战斗力和竞争力的“金师”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
（三）科研引领，紧盯技术应用，夯实学校核心竞争力
科研是现代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调研表明，在重视科研和学校发展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正相关性，即重视科研的学校一般发展得较好，发展较好的学校一般来说也比较重视科研。辩证地看，重视科研虽不一定必然使学校发展更好，但是不重视科研一定不利于学校发展。相对普通高等学校而言，高等职业院校在科研侧重点上的区别主要是两条：一是注重应用性研究。即介于元理论研究与具体操作性研究之间，是“中试车间”的研究，是让科学研究中的规律“发现”如何转变为实际生产生活中的技术“发明”，成为落地落实的技术创新研究，研究内容以技术研发、应用为主。二是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高等职业院校科研工作必须按照国家要求，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应用，包括但不限于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政策，发展新产业等实践成果和活动[27]。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职业教育科研“散、弱、虚”问题，形成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研究范式，服务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夯实高等职业院校的核心竞争力。
（四）服务社会，打造院校品牌，提升高职院校贡献力
现代大学不仅是学习、传承、创新知识的场所，也是面向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的多功能综合教育中心。如何借助强大师资队伍和优良办学条件，通过夯实服务能力，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打造院校品牌，形成卓越的校内外辐射力、影响力、贡献力。这就要求高等职业院校必须在提高服务能力方面下功夫。一是提升社会培训服务能力。共建共享大学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利用先进技术，为有需要的各类人群提供丰富的教育服务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教育和培训，如技能证书培训、就业培训、成人继续教育、兴趣技能班等。二是提供高品质的横向科研服务。一方面要为相关企事业单位解决技术难题提供协助，解决问题、提供方案，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研究新职业、新业态、新样态、新技术等，开展前瞻性研究，促使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力，引领产业行业发展。逐步引导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改革和人才培养从适应导向转向引领导向，快速响应社会变革，更好地服务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三是提高国际化能力，塑造院校品牌。国际化是高等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引进来”“走出去”方面有所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化的重点是通过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产教同行、教随产出，推动“职教出海”，形成具有标杆意义的国际化办学样板。
信息来源: 《职业技术教育》微信公众号
引用：鄢烈洲，彭振宇.教育强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关键办学能力构成要素、发展现状与提升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6（4）：52-59.
作者简介：鄢烈洲（1967-），男，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高教管理，公共管理（武汉，430074）；彭振宇（1972-），男，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社会职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